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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和民主這兩個詞似乎已被捆綁在了一起，就像杜松子酒與奎寧水、勞萊與哈代一樣。在許多西方政界人士口中，這兩個詞幾乎是可以互換使用的。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在宣揚其“自由議程”時，稱贊了“2500年民主發展歷程中自由取得的最迅猛進展。”

　　但埃及當前的政治動蕩表明，自由與民主并非總是一回事。有時，兩者可能互為敵人。埃及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支持軍方發動反對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的政變，是因為他們相信，盡管穆斯林兄弟會領導的政府是民選政府，但它正在對基本的自由構成威脅。

　　埃及人為加油而不得不排長隊，食品價格不斷上漲，國內安全形勢似乎日趨惡化，這些誠然都是促使數百萬人走上街頭舉行反穆爾西示威的關鍵原因。

　　但是，埃及自由運動的關鍵成員狂熱支持罷黜一個民選政府，這也是實情。自由派辯稱，穆爾西與穆兄會踐踏法庭的權威，恫嚇媒體，未能保護婦女與少數族群的權利，還不斷向公共生活中添加伊斯蘭主義因素——未來很可能還有更多類似的做法。令人擔心的是，穆兄會靠著民主自由上臺后，民主自由在這個政黨的統治下反而得不到保障，因為該黨從心底里信奉的是，他們只能從真主而不是選民那里獲得指示和權威。

　　存在同樣問題的并非只有埃及。在土耳其，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在向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領導下的政府與“正義與發展黨”發出抗議。與穆兄會不同的是，埃爾多安還有扎實的經濟成就可以依仗。不過，伊斯坦布爾示威者的部分抱怨與埃及街頭的聲音沒有多大區別。他們指責土耳其政府侵害公民自由、削弱法庭權威、恫嚇記者并支持暗中進行的伊斯蘭化，這種伊斯蘭化對世俗派土耳其人的自由構成了威脅——無論這種自由指的是喝啤酒的權利，還是著裝“輕佻”的權利。

　　與穆兄會一樣，土耳其正發黨也對自由派人士的抱怨作出了回應，稱自己的權力是選民授予的。

　　外界人士傾向于認為，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這種沖突，是國內有伊斯蘭主義政黨的穆斯林國家所特有的問題。但這不是事實。眼下，斯里蘭卡的民選政府也正忙于破壞法庭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此外，近年來，莫斯科和曼谷的民眾也多次發起了反對民選政府限制自由的示威活動。

　　這種行為顛覆了西方的一種普遍假定，即選舉權是其他各種自由的根基。實際上，西方自身的歷史表明，選舉權可能是民眾最后贏得的自由，而不是最先贏得的自由。

　　在英國，到了18世紀時，對法庭獨立性和新聞自由的尊重已基本確立。

　　但直到1928年時，年滿21歲的男女公民才全部獲得了選舉權。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公民只有擁有一定程度的財產、具備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才能享有選舉權。1867年英國擴大選舉權適用范圍時，一名保守黨人士主張，學校改革必須成為目前的當務之急，他心情沉重地說道，“我們必須教育好我們的主人”。

　　如今，這樣的想法在西方已經過時、站不住腳了。但它可能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當中引起共鳴。

　　埃及自由派人士可能會有同感，他們正在忍受大眾民主帶來的種種后果。在埃及，約有40%的選民不識字。考慮到清真寺和宗教電視頻道的影響，埃及窮人很可能會繼續投票支持伊斯蘭主義政黨——如果給予他們投票權的話。

　　然而，盡管埃及的情況表明，民主有時能夠破壞其他令人珍視的自由，但開羅發生的事件也表明，實現“自由的政變”是不可能的。一旦你推翻了一個民選政府，你就已然干上了“壓迫”的勾當。這意味著實施審查、圍捕政治對手，而且往往還意味著向街頭抗議民眾開槍。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但推翻民主卻往往會導致同樣的、悲哀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