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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5月4日電 “中國為解決收入分配調整問題、實現居民收入倍增從而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學系副教授劉綺霞、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研究員趙晉平在《日本學刊》發表《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出臺的歷史背景及其決策要素》如是指出。

文章認為，在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出臺過程中，決策指導思想、決策目標、決策組織等諸方面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中國在實現居民收入倍增時要在指導思想上貫徹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平衡發展的理念，在決策組織上集思廣益并設置各種專家委員會，在實施路徑上借鑒日本行之有效的策略等。

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到2020年之前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戰略目標。該目標在2015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得到再次確認和強調。中國為解決收入分配調整問題、實現居民收入倍增從而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國內的決策部門和專家集思廣益、建言獻策之外，需要有效借鑒和吸收國外的經驗、教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20世紀50年代末，在經歷了戰后經濟恢復并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日本，盡管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但同時面臨著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較大，過度依賴海外市場，內需嚴重不足等一系列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日本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該計劃盡管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問題，導致了通貨膨脹嚴重、大城市人口過密、環境公害等負面效應，但也為日本社會帶來了更多的正面效應。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成功實施，實現了日本人均國民收入的倍增，既拉動了內需消費，還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使社會財富得以合理分配，進而形成了強大而穩定的中產階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不僅破解了當時日本社會的一系列經濟難題，更開啟了日本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就這一意義而言，其功效不可忽視，也值得參考和借鑒。

借鑒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制定框架、決議過程以及實施路徑，可以為中國經濟選擇健康的發展方式、實現快速增長提供有益的經驗啟示。這也可能成為解決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在國富的同時實現民富并獲取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但是，僅僅照搬日本當年的經驗，中國的居民收入倍增很難實現，必須在對中國經濟發展總體方向和具體路徑有清醒認識的前提下，對兩國所處的背景和面臨的經濟問題進行深入的比較和分析，才能得到有效的參考和借鑒。

中國目前所處的歷史階段和面臨的經濟問題與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有著高度的相似性。首先，中國目前處于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發生轉變的“經濟轉型期”。和日本當時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和勞動力轉移，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類似，在現階段的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也迫在眉睫。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長期依靠資源消耗和低人力成本優勢的經濟發展方式急需轉變。其次，中國同樣面臨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的難題。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年均GDP增長率達到10%左右，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但與此同時，國民收入較低、收入差距擴大、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發展差距大等一系列問題也日趨嚴峻。而中國在經歷了30余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正面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城鄉差距顯著、國富民未富等嚴峻的問題。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出發，中國對收入分配改革的調整正進入到必須有所作為的時期。最后，中國同樣面臨內需不足的問題。靠“投資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需要由“消費需求”來接力，而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和日本20世紀60年代同樣的問題，國內消費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太低，而長期以來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又難以進一步持續。綜上所述，兩國處在相似的經濟轉型期決定了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成功經驗可作為中國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參照之一。

另一方面，當前的中國與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所處國際環境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擁有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不同且兩國人口規模不同，所以中國在制定并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時還必須深刻認識到一些制約因素。比如，日本實現國民收入倍增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此期間其年均經濟增長率多在10%以上，而中國的居民收入倍增需要在經濟中速增長的新常態下實現。結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并借鑒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決策要素，建議從以下五方面著手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從而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一）在指導思想上，貫徹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平衡發展的理念，實現“國強民富”

早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制定之初，“福利國家論”已占據日本經濟思想主流，經濟界人士普遍認識到建立福利國家必須從提高國民收入水平、關注民生、優先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做起。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過程中，以提高社會福利和充實社會保障制度為目標，始終貫徹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平衡發展的原則。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政府加強了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支持力度，相關領域的撥款從1961年起保持年均8.9%的增長率。同時日本政府還加大國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實施，并將防止貧困作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中心課題，推進了針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福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通過有效實施由強國轉向“富民”的發展路徑，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基本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強民富”。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政府雖然在加大社保資金的投放力度、提高社保的覆蓋面和保障標準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仍存在社保資金供需缺口龐大以及整體不均衡等諸多問題。中國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支持和投入力度與經濟發展相似階段的日本差距較大，因此在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時，中國有必要將充實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社會福利作為目標，在計劃實施過程中逐年提高支持和撥款力度，借鑒日本在相似階段實施的由注重“強國”轉向“富民”的發展路徑，建立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并兼顧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平衡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實現真正的“國強民富”。

（二）在決策組織上，集思廣益并設置各種專家委員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集當時日本社會2000多名精英而制定的一項長期經濟發展規劃，該計劃的制定和決議經過了各部會和專業性小委員會的反復論證和探討。作為計劃制定核心成員的專業部會長和小委員會委員長分別來自于大學、政府、企業、智庫和媒體。日本政府集各社會階層專家之所長，共同推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制定。

中國為實現收入倍增，在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時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將需要解決的大課題逐一梳理，并針對不同問題進行細化分工，成立相應的專家委員會和部門委員會。各部門在各自負責的范圍內進行詳細的探討。在此基礎上，綜合部門從經濟發展的大局出發，對各部門得出的結果進行統一調整，最終納入“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三）在實施路徑上，借鑒日本行之有效的策略

日本為了迅速實現國民總生產倍增，通過增加雇用以實現完全就業，從而顯著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具體而言，為了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促進農業現代化、促進中小企業的現代化、推動落后地區的發展、實現產業的合理配置和公共投資的合理性分配以及積極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等路徑著手實施，為實現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但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由于調動了民間企業和經濟主體的活力及創新力，緩和了當時社會存在的農業和非農業間、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間、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間以及社會各階層中存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最終實現了國民收入倍增，提高了國民的生活水平。

中國在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時，應借鑒日本的成功做法，在實施路徑上從當前社會存在的農業和非農業間、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間、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間差距的現狀入手，制定促進農村經濟、中小企業以及落后地區發展的各項政策，從根本上調動地方經濟的活力、農村經濟的潛力、消除經濟的二元結構、激發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通過經濟主體自身的努力實現中國經濟的均衡發展，從整體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四）從“供給側”出發，簡政放權以推動企業的發展和創新

經濟增長是通過企業和國民自身的努力實現的，而政府的任務就是提供順利實現增長目標的條件和環境。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制定之后以法律法規的形式頒布，對政府而言是考核業績的準則，對企業而言則不是指令性而是指導性計劃，所以要求當時的日本政府必須向企業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務，通過誘導、促進、推動企業發展，實現計劃的最終目標。

中國在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時應借鑒當時日本政府的做法，對企業實行指導性的安排，從“供給側”出發，簡政放權，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并推動企業的創新和產業升級。通過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可以激發和調動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的創造能力，并賦予企業創新的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推動企業的發展。

（五）依據中國當前“新常態”的經濟格局，制定結合中國國情和省情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與20世紀60年代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擁有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以及人口規模等均有不同，所以中國在制定并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時必須依據當前中國“新常態”的經濟格局、經濟整體下行的經濟狀況，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收入倍增計劃”。而且，中國各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方政府應該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制定出符合地方的“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從地方和國家層面共同促進并推動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的均衡發展，實現居民收入倍增，使中國早日邁入發達國家之列。

（李警銳據劉綺霞、趙晉平在《日本學刊》發表的《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出臺的歷史背景及其決策要素》整理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