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金融時報》中文網27日題為《“印度模式”面臨窮途》一文報道:對印度外包革命先鋒Infosys而言,世界曾經是平的。如今世界的形狀看起來更像一個梨子。
正是Infosys聯合創始人南丹 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最初讓托馬斯 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腦海里產生了世界是平的想法。弗里德曼對其在Infosys閃亮的班加羅爾總部發現的那片寧靜的高科技綠洲驚嘆不已。弗里德曼回憶起尼勒卡尼對他說:“湯姆,競技場正在變得公平。”
那次經歷讓他思考技術正如何讓距離和邊境日益變得無關緊要,如何加快了新興國家數億民眾加入全球勞動力大軍的進程。
弗里德曼的許多見解如今依然是成立的。然而,Infosys自身的地位不那么穩固。在雷曼兄弟破產以來的幾年時間里,該公司的復合年增長率,從2004年至2008年期間令人興奮的41%驟降至12%。該公司曾經以年年實現業績目標聞名,近年卻接連達不到營收預測。情況變得非常糟糕,以至于本月Infosys不得不請出66歲的聯合創始人NR 納拉亞納 穆爾蒂(NR Narayana Murthy)帶領公司回到正軌。
Infosys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身的問題。然而,它們也帶出了有關印度外包業局限性的令人不自在的問題,甚至有關印度發展模式本身的更令人擔心的問題。
自其創始人離職以來,Infosys一直處于領導力真空。該公司被分拆,近年的領導人缺乏前任那種氣質,無法從財富500強公司贏得利潤豐厚的合同。更為根本的是,該公司已窮途末路。
該公司擅長遠程管理復雜的信息技術網絡,在出現故障時修復它們,在需要的時候進行升級。為此,它雇傭了數萬名剛剛大學畢業的印度軟件工程師,這些人的年薪僅有5000美元。大多數雇員都是20多歲,離職率非常高。很少有人能在該公司呆兩三年以上。其結果是,該公司的營運利潤率在25%以上。
Infosys一直不愿犧牲這樣的利潤率。這意味著它輸給了愿意打價格戰或者(更重要的是)投資于新業務的競爭對手。其中一些競爭對手,如塔塔咨詢服務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和Cognizant,做得更好。這兩家公司都大舉押注于獲得新領域的客戶,比如歐洲的保險業和美國的醫療業。兩家公司都更有能力對抗涌入相同市場的西方公司(其中一些公司雇傭了大批印度工程師),包括IBM、埃森哲(Accenture)和SAP。
Infosys的部分問題蔓延至整個行業。就連最成功的公司的增長也遠不及過去。這種局面至少有三個原因。首先是美國和歐洲需求疲弱。印度IT公司在進軍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等新興市場方面表現不佳。
其次,政治環境惡化。華盛頓收緊了允許印度人在美工作的H-1B簽證。目前提交美國參議院審議的移民法案可能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難度。在其他地方,監管妨礙了新業務,比如歐洲禁止醫療數據流出境外的法規。
第三,許多現有的工作正被商品化和自動化。與其雇用印度工程師,讓他們盯著指示燈的閃爍并應用現成的軟件補丁,不如開發能夠自我修復的網絡更便宜。研究集團ISG的西達爾特 帕伊(Siddharth Pai)表示:“自動化是印度模式的一大威脅。”
這并不意味著印度IT業已經觸礁。Infosys前高管莫漢達斯 帕伊(Mohandas Pai)表示,最優秀的公司仍然是“可怕的動物”。它們以前也曾脫胎換骨,尤其是在2000年的Y2K泡沫之后。麥肯錫(McKinsey)在2009年發布的報告中總結稱,可離岸外包的IT業務規模達到令人目眩的1.65萬億美元,其中被捕獲的不足10%。
然而,該行業存在局限。這引出了一個宏觀問題:印度最成功的行業有沒有讓該國脫貧的臨界規模?隨著IT行業的放緩,印度的經濟增長(無論是否巧合)也放緩至完全無法令人滿意的5%的水平。
為該行業辯護的人指出,它為印度貢獻了750億美元的出口,相當于該國大約三分之二的石油進口。該行業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為300萬人提供了就業。然而,對一個幅員遼闊的赤貧國家而言,這只是滄海一栗。相比之下,中國大約4100萬城鎮居民從事制造業工作,29.5%的勞動力(2.25億人)從事二級產業的工作。《亞洲模式:全球最具活力地區的成敗教訓》(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一書的作者喬 史塔威爾(Joe Studwell)表示,IT行業“解放了中產階層的印度人”,但他對印度缺乏制造業戰略感到失望。
印度的確擁有制造業縫隙市場,比如汽車部件。然而總體而言,它落后中國數十年。印度新興中產階級沒有經歷工廠階段,就直接從農場跳躍至公司。即便世界平坦得像一張烙餅,也很難看出僅靠智力如何能夠拯救印度。 (英國《金融時報》 戴維•皮林 譯者/鄒策)